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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大家说|《成都,浪漫文雅之府》谢元鲁访谈录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  [手机版本]  [扫描分享]  发布时间:201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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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mmbiz.qpic.cn/mmbiz_png/4sD1T5pWjFMacUkHc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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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历史学教授,又是当代旅游文化学的开创践行者;他善于沿着历史文化的脉络论证成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他深究文化气质之“根”,却从不为过往与表象所拘束;他对成都的分析穿越古今,微尘大千,抽丝剥茧,而他的城乡理想实践影响深远。


2016年成都被定位为中国第六个国家中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里程。作为“天府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成都未来的软实力是什么?博Lan独家采访谢元鲁教授穿越历史,洞悉“天府文化”根源,解读成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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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认为成都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发展机遇?


 


成都这个城市建城2500多年,在古代有着若干次辉煌,而今日也即将迎来下一个辉煌。这离不开成都的治理者和人民的努力,机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谈成都的历史机遇。

 

成都的第一次机遇是秦统一巴蜀当时给成都带来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把中原文化输入到成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使成都文化走向全国;二是经济建设方面,尤其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这对成都之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成都人依然在享受着都江堰的滋养余荫。

 

第二次机遇是在西汉时代。有一批成都人率先走出了成都,也走出了四川盆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把蜀文化引向了全国,如:汉代的四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和严君平。那样一个历史辉煌时代的文学成就几乎都集中在成都,这和那群率先走出去的成都人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机遇是三国时期。成都以它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大批从荆州入川的人士,比如:刘备、张飞、关羽、诸葛亮。三国时期那样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环境里,一个地方要接纳前来夺取政权的外来群体,势必要经过战争,甚至于说这种“接纳”一定程度上是损害本土人士利益的。但无论是刘璋统治益州还是后来刘备接收益州,都只发生了小规模的战争。当时的成都本地人士对外地人士并没有多大的抗拒,还是比较和平地接纳了他们。从这点来讲,成都接收外部文化和外来人士的胸怀不可谓不宽广。正是因为如此,成都文化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第四次机遇是隋唐时期。隋末唐初的大动乱中,四川地区是战乱中的绿洲,直到唐代前期,四川经济文化仍然领先于全国,接纳了一大批喜爱这个安定繁荣环境的各地人士。比如:唐初到成都来避难求法的玄奘大师、武后时眉山苏氏先祖迁入四川……所以成都文化中有个很特别的现象:今天成都人最崇拜的人居然都不是四川人,冰、刘备、诸葛亮、杜甫都是外地入川人士,而本地出生的司马相如、扬雄反而在成都没有祭祀祠堂。在成都人眼中,刘备、诸葛亮、杜甫都是作为家乡人看待的。这种包容性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少有的,而这在成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次机遇是湖广填四川。虽说成都遭遇的战乱很少,但遭遇一次战乱所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明末清初那次战乱,四川人口几乎是全灭,后来清政府组织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这种移民文化对后来的成都影响也非常大,川菜、川戏、川酒等都是移民文化的产物。

 

第六次机遇是近现代。这一次是在抗战期间,四川是大后方,很多学校和文人迁到成都。这是成都文化继明清时期的大低潮后再次崛起的一大动力。另一次是在建国以后的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成都都抓住了机遇。现在成都的很多工业企业和铁路干线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


总体来看,成都独特的文化气质形成是有历史发展脉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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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从历史学中深入研究成都,也在旅游学上大胆构想成都,您十分关心成都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2016年成都被定位为中国第六个国家中心城市,如今成都的规模和级别上升会带来什么变化?突破城市格局之后又会有怎样的机遇?

 

 


成都的城市性质在历史中变了很多次。


在过去两千多年间里,成都长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市,可以称为农耕文化型城市,这种形态持续到民国时代;上世纪50年代,成都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开始向工业文化型城市发展。但在这个阶段,成都已经相对落后了。因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成都大力发展工业的时候,从全球来看工业文化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整个世界已经向后工业时代发展了。


最近十来年,成都的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文化型城市,制造业虽然仍占据较大比重,但其发展日益依赖于现代服务业、信息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这就意味着,成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和文化、信息、创新密切相关。


最近几十年来,成都有一个遗憾:“成都造”的工业产品没能登上时代的舞台。果深思一下其中的历史原因,两千多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成都在文化方面的创新日益突出,而技术的创新逐渐落后。成都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技术发明如漆器、蜀锦、天然气制盐、造纸、雕版印刷等,基本上都出现在汉唐时代,宋代开始成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想与金融领域了。


这可能是成都的文化特质的发展趋向,不一定适合单纯的技术创新,而倾向于超越型的文化创造和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这就很适应信息文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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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以成都为代表的“天府文化”有什么特别之处?


 


“天府文化”的提出有三个特别之处:


第一,它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文化。


首先是超越了行政区的界线以前我们提的“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等,很多都是以行政区划来定义的,我觉得一种文化,不应该用行政区域来界定。“天府”并不是一个行政区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地理区域的概念。“天府之国”小的概念指成都平原,大的概念是指四川盆地。“天府”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


其次它超越了时代。因为从公元前311年,秦灭巴蜀之后“巴蜀”作为政区就已经消失了。但两千多年前的“天府”概念,今天依然为人们所熟悉而且接受,它的影响超越了千年。

 

第二是具有生态性:“天府”意味着文化存在的环境。正因为有“天府之国”的优越环境和富饶的土地,四川才会有这样的文化特质,成都人可以过着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

 

第三是具有包容性:各种类型的文化、各种类型的人群都可以容纳其中。“天府文化”这个概念的包容性比“巴蜀文化”要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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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文章《成都,浪漫文雅之府》角度非常特别,为什么说成都特别有浪漫文雅的气质?而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性格气质能为城市带来什么?


 


气质是无形的,但对城市的影响相当大。这里面有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决定城市的方向,所以成都这个城市始终不是一个工业文化的城市。但成都人享受生活,乐观,不仅是现在,一千多年前也是这样。就像苏东坡在《和子由蚕市》诗里说的那样: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

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


苏东坡描写的是宋代四川风俗。但清代以来从广东、湖北、湖南、山西等地迁移到四川的人,他们老家的民风与四川大不相同,在四川定居几代人以后,生活习俗逐渐变化,慢慢演变成享受生活型的民俗,和千年前的四川人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基因呢?成都自古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很少出现灾荒,生活容易,少忧愁,多闲适。


另外,因为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西部,古代交通不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超大“世外桃源”。优越的地理环境、长期安定的社会,发达但内秀的文化,为成都独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成都人的聪明才智又提升了生活的质量。这一切构成了成都的浪漫和优雅精神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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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2008年就有论述《新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旅游的未来战略选择》,您认为未来成都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中应该发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优势?


 


       “一带一路”的概念现在提得非常多,成都要想赶上这班“车”,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成都历史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成都在“一带一路”上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第二,成都与“一带一路”通过什么样的纽带结合,从而决定了结合的效果。


       从历史上看成都和“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现在说的“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特别是北方丝绸之路,即以西安、洛阳作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亚、欧洲等地区的大通道,成都在这一概念上,区位好像有点“边缘化”了。


       但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成都是锦绮这种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或者供应基地。其次,成都又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代成都织造的蜀锦和蜀布,通过南丝绸之路输入到南亚、西亚的其他国家。所以成都是北南丝绸之路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当年成都通往北南丝绸之路要翻越崎岖艰险的蜀道,和长安、洛阳相比更为艰难。今天成都通过发达的现代交通和信息传播与丝绸之路联结,可以说和“一路”上的其他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从城市文化特质上来讲,成都历来就很注重文化和思想的创新,这个特质有利于成都在“一带一路”的定位上抓住机遇。因为古代丝路交通主要通过实物产品交换实现,区位条件非常重要。今天区位条件已经不是跨地区交流的主要障碍,信息、文化和资本的流动会成为“一带一路”的主流。因此,想要加入“一带一路”的宏大布局,成都还得有足够的文化资源或者能够吸引国外市场的创新产品。


       古代的成都能拿得出“漆器”、“蜀锦”、“蜀布”、雕版印刷书籍等产品来交换,在那个时代都是属于领先时代的高新技术产品。如今成都若是没有领先时代的创新成果,那就很难深度参与其中,文化资源类产品的创新应是成都的优势之所在。



       这些年,您一定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网络生活影响,浪漫文雅的本土文化会不会被网络语境和全球化趋势所覆盖?我们应该怎样在网络世界里发展成都文化特色?


 


      网络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冲击相当大,它的时效性、整合性、便利性是以前任何一种传播方式都很难达到的,因此从广度、深度与结合度方面深刻影响了地域文化。

 

       要发展成都文化,首先是要保留自己的根本特色。比如以语言来说,尽管我们用四川方言来做节目,但仍然无法改变方言越来越向普通话靠近的趋势。我上的大学传统的四川方言叫厦(shua)门大学。现在成都人大多叫厦(xia)门大学,可见许多传统的四川方言词汇,在年轻一代人的语言中已经消失了。


       所以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要从文化的根本特性上努力才行,成都文化的特质是浪漫闲雅,这个文化特色是很深层次的,哪怕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和经历全球化的冲击也很难消失,可以依托这个文化特质发展独特的创新文化。



       您是旅游学专家,去过许多地方,您觉得中国乃至世界上,哪些城市跟成都比较像?


 


      国内的话,苏州和杭州与成都的相似度较高一些。苏杭是江南富饶之地的核心城市,和成都在“天府之国”异曲同工。这三个城市的环境都相当的优越,生活也比较悠闲,因此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形而上的东西,创作文化领域的产品,如哲学、宗教、诗歌、音乐、戏剧等。而且这两个城市,在文化的环境方面、文化的精致程度上,在文化和城市的空间融合方面,和成都还是比较相同的。


    国外就很难讲了,或许维也纳和巴黎与成都的文化特质,在浪漫文雅方面,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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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天府大家说”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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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元鲁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曾任:四川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师大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成都巿科技顾问团顾问等职务。

 

长期从事政治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和旅游文化研究与教学,目前共出版历史专著《天宝十四载》、《成都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卷》、高校本科教材《旅游文化学》等九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1993年至2003年任成都巿政协委员,

2003年至2013年任四川省人大代表。

2002--2004年,在成都市实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主持三圣花乡红砂村、幸福梅林乡村旅游景区的策划,取得良好的社会与旅游经济效益,并因此获得首届“建设成都贡献奖”

2005年起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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